清代时期，在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要角色的中英茶叶贸易中，有着悠久历史且品质优良的徽州茶，不仅积极参与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而且以较高的价格赢得了市场并占有了相当的出口外销份额，以致徽州茶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大舞台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空前兴盛以及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
一、英国公司采购徽州茶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次从厦门采购茶叶，这也可以视作是英国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开始。到了18世纪早期，当中英茶叶贸易趋于正常时，徽州“Singlo”(松萝)与“Imperial”(大珠茶)以及福建“Bohea”(武夷)成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采购进口的三大茶类。
徽州松萝茶出现在英国人的采购货单上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当时，来广州采购茶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麦氏里菲尔德”(Macclesfield)号商船，准备以每担25两的价格，预购160担最优等的松萝茶。据资料显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广州的皇商”章节里，记录有英国东印度公司“肯特”(Kent)号商船的投资命令，文件中提到了“松萝茶，大珠茶，武夷茶”等等。当时，“肯特”(Kent)号商船先是以每担23两白银预购松萝茶，实际是成交是购买了470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但是，“肯特”(Kent)号商船所采购的茶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而所采购的丝绸价值则是达到了80000两白银。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英国商船“达特莫斯”(Dartmonth)号也来到了广州，英国商人携带了52069镑资本。但是，也仅有5000镑用于了茶叶投资。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采购茶叶的清单上频频出现了徽州熙春茶、雨前茶以及屯溪皮茶等等。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与此同时，东印公司的两艘商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达到35085镑，占运输总货值的80%。康熙六十年(1721年)，随着英国以及欧洲各国对于茶叶消费需求的持续增加，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的采购量首次突破了百万英磅。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整个英国的茶叶销售金额是125万英镑，每磅茶叶的价格从2先令6便士到20先令之间，茶叶的平均售价约5先令。当时，输往英国的茶叶售价几乎是每个英国人都能够负担或者承受的，所以，英国史学家哈蒙德(Hammond)认为，茶叶至18世纪中叶已成为英国大众的饮料。在中英茶叶贸易的开始阶段，从广州运往英国的茶叶主要是福建武夷茶、工夫、小种茶以及徽州松萝茶、屯绿茶以及熙春等等。乾隆五年(174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账目中，进口的徽州茶叶有松萝、屯绿以及熙春和贡熙等花色品种。
乾隆二十六(176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格里芬”(Griffing)号商船从广州载货出发返回英国，行至菲律宾南部海域时不幸触礁并沉没海中。根据“格里芬”(Griffing)号商船的装货记录显示：当时船上一共装载了六至七种茶叶，这些茶叶分别是100箱的武夷茶，40箱小种茶和74箱工夫，还有510箱的屯绿茶，1621箱的松萝茶，405箱的熙春皮茶以及270箱熙春茶。
此后，通过广州出口英国的10多种茶叶品种，不仅有广东、福建的茶叶，更多的绿茶是徽州的松萝茶、屯溪绿茶以及珠兰、雨前、珠茶、熙春以及皮茶等等。在英国伦敦茶叶经纪人协会印发的报告中，有一种表格叫“伦敦茶叶进口、存货及提货之非正式估计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对各种茶叶进行非正式估计时，作为每箱平均重量的参考。如贡熙半箱，每件58磅，(盒)每件17磅;副熙半箱，每件65磅，(盒)每件25磅;珠茶半箱，每件60磅，(盒)每件34磅;麻珠半箱，每件66磅，(盒)每件37磅。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茶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徽州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可以了解徽州绿茶中的屯绿茶、熙春茶以及珠茶等在清代中英茶叶贸易中的大致情况。
二、徽州茶外销途径
清时，朝庭对茶叶贸易的路线也有着明确的规定：“闽、皖商人贩运武夷、松萝，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但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商人“因洋面平靖，希图迅速，渐改海运”。清政府对茶叶贸易的路线实行管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征收关税。二是清政府“恐洋面辽阔，漫无稽查”，以致同外商“私行售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开关并制定了“十三行”的职责：“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日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可以说，“十三行”的行商凭借封建政府给予的特权，基本垄断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也就是说，世界各国商人来广州采购中国茶叶业务，均要通过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才可以完成交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开始实施只准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因此，海关需要监督并禁止全部低级商人或者不是公行的商人与外人来往或贸易。同时，还强制茶叶贸易的中间商必须缴付40%的税。这样，茶商只能将茶叶运到广州交由“十三行”来进行交易。尽管许多都是不合理的规定或要求，但是，无可奈何的英国商人也只得同“十三行”签订合约，然后再根据合约来进行茶叶交易，一般是在上一年的年底，东印度公司采购茶叶的所有商船离开以后，“十三行”就同留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签订下一年关于茶叶的数量、等级、价格等交易内容的合约。英国商人同意签订合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中国商人认为，即使没有英国人也会有欧洲其他国家的船只来购买茶叶，因此他们不担心自己的茶叶销售不出去。所以，他们经常囤积大量的茶叶，等到有自己满意的价格和条件再出售，从而使茶叶价格逐步上升。来自欧洲的第一艘船和最后一只船所购的茶叶之间的差价经常超过50%，通过同中国商人签订合约一般价格都是偏低的。二是随着茶叶在英国的流行，茶叶已经被视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英国“国会的法令要限定(东印度)公司必须经常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
在这种大量需求的前提下，要想使茶叶数量和价格保持稳定就必须同中国商人签订关于下一年茶叶贸易的合约。尽管这种合约必须缴付一定的预付款，尤其是在英国商人每年进口的茶叶量大约为1500-20000担的时候，是在船到后签订合约，3个月后交货，必须要按合约价格付款50%-80%。
例如，英国商人在1779年就预付行商潘启官60155两白银，到后来投资茶叶量达到157000担的时候，是在3月间签订11月至次年1月间交货的合约。因此，为了争夺茶叶的货源，行商往往会将这些预付款的大部分预付给茶商，让他们到安徽和福建产茶区定购茶叶，在春节前后向茶农贷款，等到新茶上市的清明前后就前去收茶，这样就可以及时地得到好茶。另外，还需要一笔款项使小茶商能够以现金缴付他们的税捐。
三、徽州茶出口数额
18世纪后期，在中英茶叶贸易总量中，输往英国的徽州绿茶数量较多，因此，占出口茶叶贸易总额的比重也高。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茶叶共1768900磅，其中采购徽州松萝茶、屯溪茶571900磅，占东印公司采购总额的32%。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收购茶叶9518544磅，其中有1664495磅松萝茶和屯溪茶，占收购茶叶总额的17%。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采购茶叶1439459磅，其中采购了徽州松萝茶、屯溪茶共计5829656磅，占东印公司购买茶叶总额的25%。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英国东印公司从广州采购茶叶2632469磅，其中购买了9037350磅松萝茶和屯溪茶，占采购茶叶总额的29%。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东印公司从广州收购了1367240磅茶叶，其中采购了松萝茶、屯溪茶共计4793320磅，占采购茶叶总额的29%。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东印公司从广州收购了1832740磅茶叶，其中购买了3678115磅松萝茶、和屯溪茶，占出口茶叶总额的50%。在这一段时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采购的中国茶叶中，徽州绿茶占有相当的额度，而这些徽州绿茶大部分是松萝茶，小部分是屯溪茶。
嘉庆十六年(18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进口茶叶2904000磅，其中徽州松萝茶、屯溪茶共计153390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9%。嘉庆十八年(1813年)，英国东印公司从广州采购了2880000磅茶叶，其中有12130000磅是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占进口茶叶总额的24%。嘉庆十九年(1814年)，英国东印公司从广州进口了3760000磅茶叶，其中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共计270745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4%。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英国东印公司从中国进口了36800002磅茶叶，其中采购了4742000磅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占进口茶叶总额的15%。道光二年(1822年)，东印公司从广州进口了4000000磅茶叶，其中有屯溪绿茶、贡熙茶共计236016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7%。道光三年(1823年)，东印公司进口茶叶4000000磅，其中有屯溪绿茶、贡熙茶275584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5%。道光七年(1827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采购了4800000磅茶叶，其中采购了28355039磅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7%。道光十三年(1833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进口了4960000磅茶叶，其中有45624000磅屯溪绿茶、贡熙茶，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1%。以上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以前，徽州绿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的出口外销的数额。在1778年以前主要是松萝茶，少量是屯溪茶，在此之后一直到1809年这段时间中，是既有松萝茶又有屯溪茶。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年)以后，出口英国的茶叶，大部分都是屯溪茶了。但是，依然有少量的松萝茶外销茶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和地区。
因此可以说，徽州绿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既占有相当多的份额，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徽州茶外销价格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麦士里菲尔德”号来到广州，准备以每担25两白银预购松萝茶。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英国“肯特”号以每担23两白银预购了松萝茶。但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松萝茶的价格出现了下跌，一般是降至每担19两白银，有时低至每担16两白银。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英国对茶叶征收重税所致。当时，英国茶叶入口税每磅征收5先令，而在当时对从中国进出的茶叶每磅只需要缴纳16便士。因此，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将从中国购回的茶叶，大部分都走私到了英国销售。这样，不仅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购的茶叶很难销售出去，同时也导致了英国进口的松萝茶价格下跌。在雍正八年(1730年)前，松萝茶的价格只能维持在每担售价15-16两白银左右。所以英国人一方面要坚决地打击这种茶叶的走私，另一方面还想继续“垄断在广州市场上出售的松萝茶”，以谋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大量的松萝茶又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购进。这样，市场上的松萝茶价格由于受到英国商人的人为干扰，因此就出现了松萝茶价格忽高忽低的现象。但是，英国的走私茶并没有消失，相反却是愈发嚣张。即使是到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英国国内市场上走私茶与合法茶叶的价格依然是相差很大，如合法的进口普通绿茶或松萝茶，每磅价格为72-144便士，而走私茶价格是每磅42-46便士，如合法的进口熙春(屯绿茶)，每磅价格为126-240便士，然走私茶价格也只有每磅66-108便士。但是，从整个市场的总体销售情况来看，松萝茶的价格还是处于每担23-25两白银的较高价位。
雍正八年(1730年)在当年的中英茶叶交易中，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签订的合约显示，松萝茶的销售价格仍然是达到了每担24两白银。雍正九年(1731年)，松萝茶的价格又跌至每担15-16两白银。乾隆元年(1736年)，英国“诺曼顿”(Normanton)号商在回程投资茶叶账目中，清晰地记载了从中国采购的茶叶以及其价格。贡熙茶390担，总价19163两;贡熙细茶24担，总价1317两;贡熙(二级)393担，总价10193两;松萝茶482担，总价10646两。根据这个记录，可以知道乾隆元年(1736年)徽州松萝、贡熙等徽州绿茶的出口外销价格为贡熙茶每担(约)49.14两，贡熙细茶每担(约)54.86两，贡熙(二级)每担(约)25.94两，松萝茶每担(约)22.09两白银。由此可知，出口外销的松萝、屯绿以及贡熙等徽州绿茶在当时的价格以及价值。但是，雍正十年(17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十三行”行商康官、秀官那里收购的二级松萝茶，其价格又升为每担22两白银。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东印度公司所签订的各船舱购货的一份合约中，记录了在“十三行”行商那里购茶的情形，从行商潘启官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行商瑛秀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行商浩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从行商石琼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另外，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有一组关于当时采购茶叶的价格表，这份资料显示，屯溪茶价格从每担24两白银到每担40两白银不等，其中以价格在每担25-28两白银的茶叶销售量最大。
后记：19世纪70年代，国际茶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的茶叶出口日益增加，中国茶叶的垄断地位开始受到挑战。据《中国茶叶外销史》载：“1890年后，受英国宣传作用，美国人口密集的区域，对绿茶的嗜好，为红茶所替代，茶叶贸易遂大变动，随后输入英国殖民地出产的红茶，更助于宣传广告和游行运动，使中国绿茶销路大受打击，这种新茶(指印度红茶)渐次普及”。另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资料显示：1836-1837年，输往英国的屯溪熙春茶有2631600磅;然在1837-1838年，输往英国的熙春茶下降至1464267磅，而在1838-1839年，熙春茶又下降至1309600磅，到了1839-1840年，出口英国的熙春茶也只有1537487磅。与此同时，屯溪皮茶输往英国的情形也同样是不容乐观，1836年，输往英国的屯溪皮茶有359733磅，然1837-1838年，却突然下降至238933磅。到1838-1839年间，输往英国的屯溪皮茶只有519066磅，而在1839-1840年，只输出了116969磅。由此可见，在中国茶叶衰败的大背景下，徽州绿茶的出口外销亦是难逃衰落乃至失败的命运!
事实上，中国的茶叶外销出口在188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后便急遽下滑，而由盛转衰的危险处境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暴露无遗了——由英国人从中国移植到印度的茶叶打破了中国人对国际茶叶市场上的垄断。所以，尽管晚清时期出口茶叶输出总量仍在增长，但华茶的危机却是在继续发酵并不断扩大。当然，徽州茶的衰败也是在所难免，因为茶叶种植技术的落后、茶叶产品的劣质、以及毫无章法的管理模式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徽茶乃至华茶所存在的三大根本问题。
总之，清代时期，中英茶叶贸易中徽州茶出口外销的努力和业绩，不仅值得探究和研究，也值得借鉴和思考!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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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 毅
(来源/《徽茶》2021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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